1979年，正是中国电影追求语言的现代化、求异创新的开始
从内容上来说，对文革的反思、对改革的憧憬和对人性回归的诉求是主要方面
而在形式上，追求现代化、突破戏剧性是着力点
所以，看《苦恼人的笑》，故事很简单
一名记者，面对一篇违背人性的稿子，到底写还是不写……
中间有回忆、有想象，有纪实、有夸张
多种电影语言的搭配运用是最大的亮点
象征蒙太奇、多屏幕、扭曲的镜头、意识流……
可惜的是这种现代化语言的追求太晚也太短，还没来得及自成风格，就被后面来势汹汹的第五代导演们拍打在了海岸上……
10.11大厅观影。改革/伤痕面目，极激进的影像手段在新时期绝无仅有。但一切图像的扭曲和影像空间质感上的断裂并非是精神和分析的，因为它在最初就否认了主体和镜像间的误读关系。海城在片中成为了仅仅具有时间性即被抽空的泛化的像。当然，观众明白海城指代上海，但它实际扮演一个无意识的出现之地。对于这部影片而言发生的空间性被高于时间性的强调，这看似有悖于最基本的“新-旧”时期的时间对应，实际在对时间的抛弃恰恰构成了主体的虚无，也即取消了其与镜像的误解
片尾的烟花多么绚烂，终于粉碎四人帮了！大家终于可以说实话了……两个早已白发苍苍的爱人痴痴地望着彼此，物是人非，热泪两行。不！不止还有他们！——“我望着我、我望着我，你那诚实的眼睛……”，它又一次淌下眼泪，世界顿时又变得混沌、模糊。改革开放过去这么多年，我，这个“苦恼人”依旧笑不出来，我依然无法像主人公的女儿一样坦然地告诉我的爸爸：“花瓶就是我打碎的，我再也不是狼来了那个故事中的孩子……”，1979年，导演杨延晋在画外音中不停地追问：“这是真的吗？这是真的吗？”，他没有答案，改变发生得太突然。但经过时间的检验，作为今天的人我已有答案。现在，我可以诚实地告诉杨导——这一切都是假的，我们没能成为他们口中的“人民”，我们依旧“不明真相”。我为什么有这自信，敢这么讲。不是因为过去的新闻、那些过往惨绝人寰的人权悲剧在中国大地上一再的上演，而是因为电影中这个“普通人的故事”就发生在我自己身上……
在我最后一次在微博上为央视主持人的酒后失言辩护，如井喷般地倒出一大堆实话时
1979年出生的人，2019年40岁。
标准，35+，一枚。
1979年的电影《苦恼人的笑》，40年后看，片中的主人公，在2019年，还是标准的一枚，35+，人到中年。
大银幕定格了岁月，
也定格了道理。
在历史的洪流下，你，普通人，能做的正确选择，跟国家并无不同。
国家，攘外必先安内；你是，家和万事兴。
国家，攘外才能安内；你是，勇闯夺命岛。
你不能因为你擅长什么，就只做什么。
要，顺势。
2019年的势，是自强不息。
所以，
脾气再好，也不能认怂；
压力越大，越应该冒险。
否则
苦恼人为什么会苦恼，因为他不但不能讲真话，还被强迫必须说假话。
苦恼人为什么会笑？因为为了家人和生存，他必须要掩饰他内心的真实想法和感受，做与自己的内心不一致的行为。
所以，电影的名字《苦恼人的笑》，已经揭示了影片的主题，时代对人的压迫与扭曲。
影片的特点在于揭露了WG时代的社会情态和运转规律，且异常大胆和坦白。充满了对时代特殊性和人性“趋利避害”的嬉笑怒骂，揭示了当权者的虚伪性和“现实性”，以及在利益和时势面前，关于大是大非的诚实是多么无力与微不足道的真相。
影片的结尾
电影《苦恼人的笑》由上海电影制片厂出品，杨延晋、邓逸民导演 李志舆、乔奇、潘虹主演。影片主要讲述了在“四人帮”实行文化专制的年代里，中国知识分子的生命和命运。
影片在我国电影中较早地运用幻梦镜头来表现主人公内在的思想感情活动 ，这对于揭示主题、再现动乱时期黑白颠倒的现实，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影片没有戏剧性情节，也没有塑造英雄人物。它从一个普通记者的新闻生涯入手，写出了普通人在“文革”中的苦恼和良知。
李志舆扮演的记者不肯说谎，他不是英雄，却是千百万普通人中的善良公民
苦恼人的笑：1979推荐，一部深刻着时代烙印的人性佳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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