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想到在一部不显山露水的电影里，就这么很随便的把一件极难放上桌面的政治丑闻拍出来了。这怪异的感觉就好像在看世界真奇妙。当时我以为是娱乐电影又在拿美国政府开刷，立即查了下竟然是真有其事。这说明美国人的政治觉悟是有多麻木，笑。要知道在我们中国，就连领导用的茶碗批次编号制作工艺都是国家机密。更别说政府贩毒筹措资金提供给CIA进行拉丁美洲的反共产运动这种国家机密了。这要给我们的五毛们知道了，得多了多少抨击美帝的借口。
实际上我对CIA颠覆拉美共产政府的行为是有所了解的，最著名的就是唯一失败的猪湾事件。向武装组织提供资金是件很庞大的运作，现在看来我豁然而解了，因为即便是CIA也不可能用公开的政府预算来进行活动，其中必然有些地下资金。
虽然信息量巨大，但这部电影表现的实在很糟糕，就算有杰瑞米·雷纳（城中大盗，拆弹部队），也只能看个勉强。
加里•韦伯曾与新闻业的学生分享他的理念：记者就是革命者，绝不能被他人的思想所左右，要尽一切抗争去改变世界。在美国的新闻史上，韦伯不是第一个敢于揭发政府内幕的记者，但他以细致的求索、详实的证据、大无畏的勇气、百折不弯的毅力，一次次毫无保留地向当权者发起挑战，这为他赢得了广泛的名望，缩短了他的生命，也催生出今年秋季的传记电影《杀死信使》。
在新闻界，加里•韦伯是个令人肃然起敬，又掺杂着复杂情绪的名字。韦伯在中学时期就对新闻写作产生浓厚兴趣，并首现决不妥协的真理斗士精神，担任校报的主笔时，因直言批判得罪校啦啦队后，固执已见，拒绝道歉，不惜为此与学校的新闻社团失之交臂，连主编也无法劝动他改变观念。在北肯塔基大学就读新闻专业后，韦伯的第一份工作是《肯塔基邮报》，1987年他又进入当时美国十大报社之一的《圣何塞信使报》任职，他东奔西走，勤勉工作，佳作迭出，荣获了一系列殊荣，包括一生最瞩目的成就：1990年他对旧金山大地震及其后果的文章，获得了普利策奖。
1996年8月
“杀死信使”值得一看的剧情片 影片不应该叫kill the messenger 应该叫 wrong ans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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