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洋镜》勾画了在电影传入中国的历史进程中的矛盾冲突：传统与现代的冲突、不同国家思想文化的冲突、电影与戏曲的冲突、以及刘京伦与任老板谭贝勒的冲突......这些矛盾与冲突的背后是国民的保守性与落后性，是闭关锁国的清政府之愚昧性。雷门最后被逐出那扇大清朝妄自尊大的朱漆金銮大门似乎象征着中国最终还是向新事物关闭了大门。任老板拒绝与电影商雷门的合作，也是当时中国社会封闭性的缩影罢了。
照相馆里的一个小伙计说：“咱们这样的人，生的贱，死的也贱，那是命。”这种话语听起来字字扎心
我是第一次看这部片子，看完之后在想：在现在回过头来看，电影到底带给了我们什么？
《西洋镜》是昨晚视觉与图像中心的唐师兄推荐给我的，他听闻我想做早期电影的题目后，说看看这部片子，或许有所裨益。“当然，这是一部红色的影片”，他说道，但应该能带来一些启发。
于是，这篇评论会跳过电影审查这个大家心知肚明的因素，也刨去最初电影商人牟利和电影里的爱情故事，更单纯地来谈我所看到的一个启发点，即电影让国人抬起头来。
中国传统的观看方式，美术学出身的唐师兄说，与如今的美术馆的画展形式截然相反。主要体现在如下两点上：首先，以往的观看是私人的，比如一幅画，很少能挂在公共空间里供大家欣赏，多是私人收藏的性质，逢见二三知己，才小心翼翼地慢慢拉开卷轴，凑在桌前，让大家一饱眼福；其次是，以前人看画，是俯着身子，这种近距离地俯视画面，其实是一种专属于知识分子或者少数人的特权。
一般人是不被允许拥有这种特权的。平民的观看对象，不是画作，而是大戏。是茶园戏楼里的瞎热闹。逢年过节，有巴赫金所说的狂欢的性质
【西洋镜】惊喜连连！电影带给了中国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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