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三平有些怕屈了陈可辛的才，因为这是一部千万级的“小制作”。陈愿意做导演，他自然乐见其成，韩只提了一个建议，陈要“用拍《甜蜜蜜》的感觉来拍这部电影，表现中国大陆，特别是北京的现实生活”。
韩三平的前半句话对陈可辛来说当然不是问题，问题出在后半句。陈是香港人，不了解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民营企业野蛮生长的历史，怎么办？
陈可辛在北京的工作室在通惠河北岸一栋老式厂房里，厂房墙面是裸露的红砖，与CBD大环境反差极大。工作室的一角散放着那个刚刚逝去的年代最常见的白色搪瓷茶缸、老式闹钟、帆布大包。陈办公室里的书架上插着吴晓波的《激荡三十年》，刻意营造了一种时间倒流的氛围。
徐小平不以编剧为业，剧本初稿须大改。帮陈可辛动刀的，是他多年的搭档、香港编剧林爱华。但林爱华与内地的商业社会也隔膜，后来，陈将第三稿至第N稿的工作交由内地编剧周志勇与张冀来完成。
只要是对新东方的故事稍有了解的人，便能轻易将黄晓明扮演的成冬青与俞敏洪对号入座：考了三次才考上大学；大学期间因结核病休学一年；身为“移动英语词典”
很多人拿《致青春》跟《中国合伙人》相比，其实二者可比性实在很少。前者是借一个前偶像为导演幌子卖萌撒娇煽情敛钱的商业噱头，唯一可观之处是青春的荒唐和不羁。而后者是一个老谋深算的商业片导演在江河日下之际力挽狂澜的野心之作，要是比，倒是值得跟陈导年纪轻轻就奠定江湖地位的《甜蜜蜜》比一比。
跟前作比较，能看出在好莱坞、大陆两个资本意志挤压下很多香港电影人这些年的蜕变和挣扎。《甜蜜蜜》真是一代人祭奠青春和梦想的史诗，拍的纯净、温暖、透彻，关键是具有生活的质感和时代个体的典型性。《合伙人》也真实，但最大问题是“讨好”，讨好资本和政治，硬生生将距离当下最近的小文艺复兴年代——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主旨，降低到唯利是图的水平。虽然，全片鼓荡着梦想、勤学 这些尚且能让当下青年人暂时产生幻觉快感的元素，但这不过是一时的烈酒和大麻，梦想之后呢？仍旧是就业、物价、房价的恶魔缠身。
畅销书《邓小平时代》的主要意思其实并不新鲜，就是邓将统治路线拉回常识，尊重常态和理性，给人民更多自由。于是出现了一个短暂的社会松绑期
“中国合伙人”青春活着，时代已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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